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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讯（记者张静姝）12月24日，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发布一起案例，原告徐某的身份证被他人冒用登记成为某公司法定代表人、股东，后该公司涉及民事纠纷，徐某被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并限制高消费。徐某诉至法院要求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撤销作出的变更工商登记行为，昌平法院经审理支持了徐某的诉讼请求。2020年6月，某汽车服务公司向昌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将原法定代表人、股东等变更为徐某，同时大幅减少注册资本。该公司提交了徐某的身份证复印件、具有徐某姓名字样签名的股权转让协议等必要材料，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当日准许变更登记。 2021年4月，该公司因民事纠纷被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公司和法定代表人被限制高消费。徐某陈述，其申请购买动车票时发现被限制高消费雷火体育，才知道自己被登记为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等情况。于是徐某诉至法院，要求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撤销作出的变更工商登记行为。本案中，徐某提供的证据证明，其于2018年向派出所申报身份证挂失，并于同日办理了新的身份证，并提供了《居民身份证挂失申报回执》、新的身份证原件和旧身份证的复印件。上述被挂失的身份证，即为涉案公司于2020年办理变更工商登记时使用的身份证。徐某还提交了对涉案登记申请材料中徐某姓名字样签名的笔迹鉴定，鉴定意见为与徐某提交的自己签名样本并非同一人书写。昌平法院经审理认为，虽然昌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已尽到对申请材料的审慎审查义务，但申请文件中徐某的签名字迹经鉴定不是本人所写，不能体现徐某知晓并同意该次登记的真实意思表示，且申请材料中提交的徐某身份证在变更登记时已经挂失，系被他人冒用。依据上述虚假、冒用材料作出的公司变更登记的相关内容，缺乏基础事实和证据支持，因此法院判决撤销将徐某登记为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和股东的登记行为。法官提示，冒用他人身份证是虚假工商登记最常见的手段雷火体育，同时还经常有伪造签名的合同、股东会决议等。登记机关在审查登记申请材料时基于现实条件限制，往往只进行形式审查。对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予以确认并当场登记。对于身份证丢失后经挂失补办，新旧证件只要在有效期内，一般人仅根据肉眼无法甄别是否真实有效。对于申请材料上的签名，现实中大量工商登记系委托代办人办理，普遍存在文件代签的情况，故在登记环节过于严格审查材料的实质真实性，既不现实也无法满足当前优化营商环境的需求。在行政申诉或诉讼阶段，在登记机关能够提供符合形式要求的申请材料情况下，当事人对登记系虚假的主张负有举证责任，最好能同时提供身份证被冒用和材料签字虚假的证据。因此，发现身份证丢失应及时挂失并保留公安机关出具的身份证挂失申报回执等证明材料，日常生活中严谨妥善处理自己的手写和电子签名，以免诉讼中证据不足导致败诉。当事人若取得法院撤销变更登记的行政判决书，或在登记机关申诉成功，可据此向法院依法申请解除被限制高消费措施。编辑甘浩校对李立军

近日，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公安分局厚桥派出所接到辖区群众报警称，有一位老人不慎坠井。接警后，副所长周舟立即下井开展救援，由于井水已经没过膝盖，加之冬季室外气温较低，老人长时间浸泡在冰水中体力不支，十分危险。周舟耐心安抚老人情绪，使其保持冷静配合救援，同时用绳索将老人固定为其佩戴好安全头盔，经检查确认绳索安全后，大家齐心协力将老人缓缓拉向地面，在民警和消防员的共同努力下老人被成功救出！

毛泽东是叱咤风云的卓越政治家、军事家，也是独领风骚、风格绝殊的伟大诗人。毛泽东诗词数量不多，但气势恢宏、意境高远、想象丰富，如《沁园春·雪》就令柳亚子赞叹不已：“才华信美多娇，看千古词人共折腰。”人们欣赏学习毛泽东诗词，或以注释赏析、或以吟诵演唱、或以书法碑刻、或以对外译介等多种形式进行品鉴，深刻感悟他的情感、思维、行为和价值取向。

1963年1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毛主席诗词》，收入作品37首。山东大学教授高亨读后，赋词《水调歌头·读毛主席诗词有感》：“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眼底六洲风雨，笔下有雷声。唤醒蛰龙飞起，扫灭魔焰魅火，挥剑斩长鲸。春满人间世，日照大旗红。抒慷慨，写鏖战，记长征。天章云绵，织出革命之豪情。细检诗坛李杜，词苑苏辛佳什，未有此奇雄。携卷登山唱，流韵壮东风。”这首词上阕描写了毛泽东的文韬武略与壮阔实践，下阕评论了毛泽东诗词的精神气象和艺术成就。

1910年秋天，毛泽东外出求学，“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1915年5月，袁世凯接受了日本提出的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毛泽东拍案而起，振臂高呼：“何以报仇，在我学子！”1921年初，他把新民学会的宗旨由“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调整为“改造中国与世界”。这也成为毛泽东毕生的奋斗目标与追求，而“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正是这种宏大抱负的艺术表达。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毛泽东基于中国革命实际提出的著名论断。秋收起义“霹雳一声暴动”之后，毛泽东开始带兵打仗，成为“六月天兵征腐恶”的军事统帅。面对“敌军围困万千重”的不利态势，毛泽东“唤起工农千百万雷火体育，同心干”，发动“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的人民战争。从“黄洋界上炮声隆”的井冈烽火，到“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的反“围剿”出奇制胜，从“红军不怕远征难”的万里长征，到“百万雄师过大江”的摧枯拉朽，毛泽东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横扫千军如卷席”，终于用枪杆子改写了中国历史，建立了“一唱雄鸡天下白”的新中国。

“中华儿女多奇志。”毛泽东是“中华儿女”的杰出代表，他的“奇志”，正如他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所说：“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诗词也告别炮火硝烟，转向描绘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建设，热情讴歌人民群众战天斗地的精神风貌。他积极营造“风樯动雷火体育，龟蛇静雷火体育，起宏图”的大好局面，充分肯定“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的建设成果，还以独特想象勾画了“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的发展前景。面对长期危害人民健康的血吸虫病，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彻底送走了“瘟神”。1965年5月，毛泽东“千里来寻故地”，看到井冈山“旧貌变新颜”，他满心欢喜，热情讴歌“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的繁荣景象。

毛泽东是中国近代以来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抗日战争时期，面对“强邻灭德”“琉台不守”“人执笞绳，我为奴辱”的民族危难，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挺身而出，“东等不才，剑屦俱奋。万里崎岖，为国效命”，表现出“还我河山，卫我国权”的钢铁意志。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美关系对峙，中苏关系恶化，中国面临严峻挑战，“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高天滚滚寒流急”“已是悬崖百丈冰”。毛泽东“冷眼向洋看世界”“乱云飞渡仍从容”，以“不怕压，不怕迫。不怕刀，不怕戟。不怕鬼，不怕魅。不怕帝，不怕贼”“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的英雄气概，坚决维护国家民族的尊严与安全。

清代诗论家沈德潜在《说诗晬语》中说：“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毛泽东忧患着人民的忧患、欢乐着人民的欢乐，所抒发的情感是一个政治家的情怀，是“舒快”与“郁闷”的协奏曲。大革命失败时，他“心情苍凉”地写下《菩萨蛮·黄鹤楼》；中央苏区时期，“左”倾路线导致革命频遭挫折，他“心情又是郁闷的”，写下《菩萨蛮·大柏地》和《清平乐·会昌》；“万里长征，千回百折，顺利少于困难不知有多少倍”，“心情沉郁”的毛泽东写下《忆秦娥·娄山关》。在中国革命与建设事业取得胜利和进展时，毛泽东也欣然赋诗，热情表达“革命人民群众和革命战士们的心情舒快状态”。面对挫折时，毛泽东总会表露出“踏遍青山人未老”的豪迈心境，展现出“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的豁达胸襟。

郭沫若在称赞毛泽东的诗才时写道：“经纶外，诗词余事，泰山北斗。”写诗填词毕竟只是毛泽东南征北战、治国理政之外的“余事”。他政暇赋诗，既凸显了“器大声宏，志高意远”的领袖风采，也表现出情感质朴、洒脱自然的本真情趣。对于母亲“遽然而死”，他悲痛写下《四言诗·祭母文》；对于妻子杨开慧，他既有“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的绵绵思念，又有“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的离愁别绪；对于诗友柳亚子，他有“饮茶粤海未能忘”“最喜诗人高唱至”的真挚情谊；对于同窗周世钊，他有“莫叹韶华容易逝，卅年仍到赫曦台”的由衷感慨……闲暇之时，“今日得宽馀”的毛泽东，也会去体验“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的壮怀雅趣；去享受“三上北高峰，杭州一望空”“若问杭州何处好，此中听得野莺啼”的闲情逸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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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选择通勤婚姻的都市青年夫妻具有高经济理性、高成就动机、高人格独立、高延迟满足、高观念契合五大特点，通勤婚姻往往是他们的主动选择，具有一定的适应性和灵活性。但另一方面，空间的分离确实制造了夫妻双方物理和心理隔离，使得通勤夫妻在情感交流、生活合作、生育决策等方面出现了重大变化，造成通勤婚姻家庭存在情感稳定性降低、性别分工不公和生育潜力浪费三种风险，值得关注。

例如，文章提到，经济安全感不足的青年人更倾向选择通勤婚姻。特别是那些来自农村、家底不厚又受过高等教育的农村青年，其父母没有退休金，赡养老人的未来压力使得个体自我感知到家庭安全网薄弱，因此他们希望在劳动力市场上找到高收入的工作对冲未来风险，从而宁愿抛弃传统的朝朝暮暮的婚姻模式，主动且无奈地选择了通勤婚姻这种非主流婚姻形态。

访谈还发现雷火体育，往往是高学历女性拒绝去男方的工作地成为随迁妻子，而主动选择了异地的通勤婚姻模式。文献阅读中也发现，往往是那些受教育程度低、工作选择空间小、议价能力低的农村女性，是被动异地或主动随迁的群体。这表明，通勤婚姻的选择恰恰是女性独立自主的结果。都市青年中的通勤妻子拒绝随迁，在婚姻框架下依然追求事业和生活的独立自主，有种独立自主的边界感，这种“我是我，你是你雷火体育，我们是我们”的现代婚恋观也是通勤婚姻群体的一大特点。

另外，通勤妻子更多受到生育年龄的压力，更可能产生纠结感受。访谈发现，女性通勤婚姻者因为承担生育功能，承担更大的催生压力和生育焦虑。生育事件不可避免地使得通勤妻子面临一种抉择—选事业还是选家庭?虽然通勤婚姻通常是夫妻双方共同的决策，但是在通勤婚姻中的角色分工上存在一定的性别差异性，即男性中心成就主要体现在事业上，女性则被期待做好家庭和事业之间的平衡。也就是说，当女性走进婚姻殿堂，要么选择母职，接受潜在的母职角色，完成自洽；要么突破固有社会角色，创造出一幕新的角色脚本，但这无疑是困难的。

在文章看来，通勤婚姻中的青年夫妻更多地体现了对生活经营的高经济理性和延迟满足预期，更多地关注自己的个人发展与成就需求，更多地展现出现代婚育观的认知和行动倾向。虽然通勤婚姻是青年人对自己所处时代和环境的机动安排，具有一定的适应性和灵活性，一定程度上书写了现代社会中的性别新规，形塑了新时代夫妻责任分工。但是，单纯的数字媒介不能完全代替在场交往，长期异地可能影响亲密关系浓度和家庭婚姻质量；由于空间割裂以及传统性别角色惯性，易导致通勤婚姻中的女方承担更多的家庭照料负担，特别是以生育为转折性节点，女性可能受到更多的外部压力和裹挟，在传统性别角色和现代平等思潮中沉浮与纠结；经济理性主导下的婚姻和就业决策更为现实和保守，低生育意愿似乎被反复加强，导致青年潜在生育意愿被稀释，家庭生育潜力被消解。从本质上看，家庭短期目标与长远价值之间的博弈是通勤婚姻的张力所在，维持长时间的通勤婚姻可能导致的情感风险、分工风险、生育风险客观存在。

陈香君等人最后呼吁，通勤婚姻中青年夫妻面对的挣扎和挑战，其实也是中国婚姻家庭发展和人口再生产过程中的挑战。长远来看，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文化观念的改变，我国人口的空间流动性还将继续加强，通勤婚姻所带来的空间割裂和身体缺场与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相悖，通勤婚姻仍然是一个在条件不足情况下的“凑合型”选择雷火体育，是社会结构支持不足下的“被动型”决策。建议尊重人口流动的客观规律，履行“家庭和谐和生育帮扶”的原则，寻求制度突破以适应“通勤婚姻”的新常态，为通勤婚姻者在亲密关系、性别分工、生育实践等方面提供更有力的支持，提升其婚姻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

例如，山东聊城有市政协委员提出，近年来，市级党政机关通过遴选、选调等方式从县里招录了一批具有基层工作经验的公务员。历经几年的岗位锻炼，这些从基层招录来的公务员成为业务骨干、单位的中坚力量。在这些业务骨干中，有相当一部分公务员两地分居，他们既要按时高质量完成工作任务，又要照顾老人孩子维持好家庭，工作中、生活上、家庭里承受着常人难以忍受的精神压力，尤其是二胎政策放开以后，上有二老，下有二小，赡养照料老人的生活起居、抚养培育孩子的教育，各种压力相当大。长此以往，夫妻两地分居的现实情况雷火体育，既影响家庭稳定，又不利于大胆推进工作。

聊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2021年答复称，公开选聘为解决两地分居等需要的基层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到市级事业单位工作提供了平台，今后，我们将会同市委组织部、编办在编制空缺内，积极协调市直相关部门（单位）提供更多的岗位需求，用于面向县乡机关事业单位在职在编人员的招聘，切实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家庭和谐美满。

安徽六安市人大常委会网站2021年年末公布的一则建议答复函提到，针对人大代表提出的“市内公职人员因工作调动、工作交流、工作安排造成夫妻两地分居的，根据本人意愿开启人员流动‘团聚工程’，以解决工作原因造成夫妻两地分居问题”，目前，在六安市解决夫妻两地分居方面，主要有以下途径：一是从县区向市直单位调动，二是跨县区调动。

其中，2003年，为解决因组织调干造成夫妻两地分居问题，六安市出台了《关于组织调干后其配偶工作调动问题的通知》（六人〔2003〕11号）和《关于市直机关、事业单位人员调配审批程序等问题的通知》（六人〔2003〕9号），规定：领导干部工作调整到市直机关单位一年后，由其本人联系配偶拟调入单位，拟调入单位同意接收后，按干部管理权限，由组织、人社部门审理，提请市编委会议研究。此项政策出台以来，有力推动因组织调干造成夫妻两地分居问题的解决。今后，我们将进一步加大政策落实、执行力度，完善有关政策，更好地促进因组织调干造成夫妻两地分居问题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