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驻华大使：在西方“消除”俄罗斯文化背景下，中国热烈欢迎俄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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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19:30还差10分钟，乳山二村居民蔡老伯正在准备出门。披上棉衣、蹬上运动鞋，他的目的地，是距离小区仅一墙之隔的世纪大道辅路路侧广场。透过老伯家的窗户，富有节奏感的音乐混合着凉飕飕的风飘了进来。而在另一边，与蔡老伯居住在同一个小区的倪女士（化名）却起身往阳台走去。她所租住的这套两室一厅紧贴小区围墙，即便关上所有的窗户，广场上热闹的音乐依然惹得她心烦意乱：半个小时后，她还要参加一个重要的视频会议。

12月15日，天气晴好。晚间20时许，记者在现场看到，这片舞池从西到东一共汇聚了5支“舞蹈队”。最西侧跳的是富有节奏感的健身操，大约由20余人组成；紧挨这支舞蹈队的，是一支由4个人组成的小型舞团，穿着整齐划一的队服，尽管人数少，但音乐的音量却要超过旁边的健身操团。穿过乳山路，面前的三角形广场内容纳了一支交谊舞团，其人数要远超前面两支舞蹈队，“快三步”的拍子热情洋溢。再往前走，穿过南泉北路，是此处人数最多的一支舞蹈队，选择的是颇为悠扬的乐曲，形成了一个50人左右的方阵。

一位站在音响旁边的大哥告诉记者，广场舞团在此处“驻扎”已有10余年，近年来，随着周围小区的居住人数上升，舞团被投诉的频率也持续走高。因此，世纪大道南泉北路的路口还立起了一块噪音监测屏，根据要求，噪音不能超过70分贝。不过，大哥认为“不合理”，因为“就算没有我们跳舞，世纪大道作为交通要道，车流量带来的声音本来就不可能小的。”

但对于倪女士来说，广场舞带来的“伤害”却是实打实的。“刚搬来时是夏天，基本上能从傍晚5点多一直跳到晚上10点。除了跳舞的，那时候还会有外接音响唱KTV的叔叔阿姨。”与之相较，天气渐冷以后，已经是“舞池”的淡季。倪女士告诉记者，由于车流的影响，毗邻世纪大道的乳山二、三村居民家中本就会持续受到噪音影响，“在屋内测的话，日常也能达到60分贝以上”。等到广场舞一跳，数字就直逼80分贝。

事实上，乳山路世纪大道辅路路侧的这片舞池带来的扰民问题并不是个例。在各大社交平台上，针对广场舞噪音的投诉不少：“仙霞公园每天15时至21时唱歌跳舞噪音不断”“嘉定区芙蓉菜市场门口天天18时开始跳广场舞扰民”“闵行区华漕文化活动中心对面天天21时噪音还在90分贝以上”......且区别于几年前“小区内广场舞扰民”引发的大量投诉，当前令市民们困扰的乐曲噪音，主要发生于城市中的公共空间。

与小区内部相比，城市公共空间中的广场舞行为要复杂得多。其一，这些口袋公园、公共绿地，甚至是地铁口等空间并没有明确的管理主体，矛盾出现后，通常只能交由执法部门来解决；其二，在这一类公共空间内跳舞的人员组成比较复杂，且流动性很强，沟通协商时，难以找到一个负责人作为代表；再加之噪声瞬时性、局部性的特征，在公共空间内要准确监测、划分声音的归属，本就是一个较大的难点，容易产生争议。

对于这一问题，上海市环境监测中心工程师顾伟伟告诉记者，在2012年及2024年，申城曾先后出台过《上海市社会生活噪声污染防治办法》及《上海市噪声污染防治行动方案（2024年-2026年）》，对于广场舞类活动引起的噪声污染的治理作过一些相关规定。例如，规定公共场所在夜间22时至次日6时之间，不允许使用乐器或音响器材进行娱乐健身活动，干扰他人正常生活。但正如执法人员感到为难的那样，目前广场舞扰民矛盾最为突出的为傍晚时段（即19点至22点），但这一时段内，并无明确的噪声限值要求，且目前针对广场舞噪音的监测，国家及地方标准均无相关的监测方法及评价依据，“根据现在已有的‘硬标准’，居民投诉后，要强制舞队停止并离开，是没有依据的。”

既然硬标准暂时空缺，软手势能否跟上？事实上，广场舞作为一种强身健体的活动，本身并没有错。为避免走到“扰民”这一步，还需要借助更多的社会力量，采取一些新的科技手段。顾伟伟建议，场地所在街道可以牵头搭建平台，将舞队活动方、受影响的居民和属地管理方一起拉进来，共同针对活动区域、活动时段及活动音量商讨规约并承诺执行。与此同时，生态环境、公安、城管等部门也应结合属地情况，依法对相关活动区域进行优化调整，例如，对于一些噪声显示屏设置的区域、显示内容进行技术指导；对于音响设备的选取及音量调节进行巡检等。